我们该如何看待“苟丽”们?

10月1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发廊女苟丽在卖淫过程中被痛恨卖淫女的一个进城务工农村青年杀害的事件。苟丽家在陕西的偏远贫困山区。苟丽从小丧父,两个哥哥勉强供她读完中专,毕业后仍只能以打工为生。邂逅陈小林结婚以后,家里因结婚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务。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她选择了性交易。卖淫,是我国法律所不容的行为,也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苟丽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当然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肯定。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指责卖身者灵魂的堕落,但问题并不在堕落本身,而在于人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评说人的堕落是容易和空洞的。我们应该提的中心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约束下,苟丽们走进了那间透着粉红色光的发廊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就如有人指责苟丽们急功近利一样。

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才能交换到自己的生存。有人出售知识,有人出售体力,有人出卖肉体和尊严。鄙视和指责后者除了满足道德的高尚感之外,丝毫无助于解决苟丽们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就要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给在生存竞争中落败的人们喘气歇息,东山再起的机会,让苟丽们多些求生技能,多些改善命运的可能。

大胆地揭发社会的坏现象,体现了我们的良心。可是,将这些坏现象简单得归咎于人性的堕落,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重大影响,每当我们希望挑战贫困和不公的时候,我们应该先从改善制度入手,而不是依赖于道德说教。

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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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7 六爷有次在街上睡着 八爷偷偷放个碗 第二天早上起来碗里不少铜板 八爷果然是喜欢算计人 啊哈哈哈 不过我也想要别人给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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